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决策层重申了对外开放的决心。日前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强调，“十四五”期间，要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这对金融业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在一周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也表示，新发展格局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要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在逆全球化趋势比较明显的情况下，中国坚定推进了这一轮开放。对于中资机构而言，这是机遇大于挑战的。”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表示，“开放后，中资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会有竞争，但更有合作。现阶段，中资金融机构可能在市场、机构方面具有优势，外资机构在产品和服务上有优势，两者可以形成良性竞争。”

国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有序涌入将激活“鲶鱼效应”，加快国内金融行业对资产定价、风险管理、资金融通等核心能力的提升，进而在宏观层面优化资源配置。金融市场稳步扩大开放，是缔结内外循环的新纽带。中国经济在需求侧、供给侧的双升级将产生丰富的结构性机遇和‘独角兽’。金融市场稳步扩大开放，可吸引全球资本的长趋势流入。顺应这一趋势，稳步扩大金融市场的高水平开放，不仅有助于中国与全球分享机遇、强化联系、降低‘脱钩’风险，也将支持中国经济更持续、更充分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自身新旧动能切换。

只有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才能更加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金融领域的开放除了放开对外资的限制之外，人民币的国际化是重中之重。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全球竞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助于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论是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还是推进贸易创新发展，都需要也要求人民币能够更加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定价机制更灵活。相应的市场参与者管理汇率波动风险的工具也将逐渐发展成熟。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直接指挥下，金融领域先后推出50多项开放措施，大幅放宽金融业外资股比限制，扩大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时期，金融对外开放步伐也没有一刻停止。

“十四五”期间，金融开放仍将继续审慎推进。

过去几年里，金融业开放取得了务实的进展，在取消外资股比限制、不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方面开放的步伐很快。不过，目前不少外资金融机构也反馈，外资在机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仍需申请诸多许可，面临不少操作性问题，对金融业开放的诉求依然较多，未来应该有一个更明确的时间表，来推动金融业向负面清单管理转变。

所谓负面清单管理，也是金融开放的国际最高准则。具体来讲，就是把要管的都列示出来，没有列出来的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来讲则是“法无授权不可行”。但现阶段，国内大多数领域还是遵循正面清单原则，一项一项推动开放。

在蹄疾步稳推进金融开放的过程中，还应继续加强金融风险防范。随着现代金融体系越来越复杂，金融产品和业务之间的关联性更大，金融风险的传染范围和速度也更快，但同时，不开放带来的风险尤甚。

早在2018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易纲已经明确，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带来落后。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还不断积累风险。真正要做的不是回避开放，而是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防火墙”，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

体制机制的不断改革才是最好的风险防火墙。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体制机制改革也在稳步推进，必须处理好扩大开放与制度改革的关系、对外开放与风险控制的关系、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的关系。